• 港交所“无盈利”新政显效 亏损药企扎堆赴港上市

港交所“无盈利”新政显效 亏损药企扎堆赴港上市

21世纪经济报道

  长生生物“疫苗风波”带给资本市场的余波未平,新一批生物科技(下同指生物医药)行业的海外资本运作却在疾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数据统计发现,自香港联交所4月底启动了新的上市规则后,已有包括康希诺、AOBiome、方达控股等不少于9家生物制药企业提交了主板上市申请,其中歌礼生物已处于招股上市阶段。

  部分企业的确属于新规下的“未盈利企业”,且仍处于亏损状态,业内人士认为港交所的新举措提高了生物医药类企业的积极性。

  记者同时发现,部分拟上市药企在亏损的同时,不少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已获批上市的产品也颇为稀缺,这一现象亦被市场视为此类公司的风险点。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生物医药行业存在高研发、高投入及周期长等特点,产品研发阶段则正是生物医药企业需要资金支持的时期,因而一方面制度上给予上述药企登陆资本市场的机会,对于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香港市场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对创新企业背后的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也更强。

  新政“带节奏”

  在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申请上市的同时,港交所接受“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的新政正在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吸引力。

  今年430日,香港交易所发布新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及《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正式生效。新规对于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条件进行了明确,并为未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申请留出了制度空间。

  此举亦被视为香港市场2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机制改革,而此后业内也一度看好香港市场有望超过美国,成为生物科技早期公司上市的首选地。

  “因为制度空间更大,创新药公司更多愿意去纳斯达克等美国市场,我们之前投的一些企业也是把纳斯达克当做潜在上市场所。”724日,北京一家上市药企董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联交所开放机制后,不少药企都在研究香港上市。”

  在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看来,开辟这一机制与进一步满足社会、资本对生物科技行业的现实需求不无关联。

  “全球生物科技领域的突破与创新,世界多国,特别是中国人口老化以及中国内地生物科技产业改革等大趋势,正推动着整个生物科技行业的巨大发展与庞大资本需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曾表示,“资本市场应把握这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回应生物科技行业发展的大潮。”

  事实上,新政很快起效并催生了一批生物医药企业奔赴港交所上市。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自新政实施至今的不到三个月时间内,隶属于GICS行业分类中“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申请状态处于“处理中”的港交所拟上市的药企已不少于8家——分别为Asdeits、华领医药、信达生物、盟科医药、Stealth BioTherapeutics(美)、方达控股、AOBiome(美)和康希诺,此外另有歌礼生物已处于上市前夕。

  业内人士认为,年内或有更多药企在这一机制窗口下赴港上市。

  “目前赴港上市的药企并不一定都是在新规下才满足要求的,不过这个机制给了更多创新药企上市融资的机会。”前述董秘表示,“下半年可能还会有更多药企去港交所排队上市。”

  多数仍处临床期

  717日,康希诺向港交所提交招股说明书,这或已成为港交所新政实施以来第九家赴港上市的医药企业。

  作为一家前后融资已达10亿元的疫苗企业,康希诺的确属于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招股书显示,2016年至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额分别达0.49亿元和0.64亿元。

  招股书显示,康希诺在12个疾病领域研发的疫苗产品线多达15条,但仅有Ad5-EBOV一款产品进入新药批准阶段,其余产品均处于临床前、临床试验或申请临床试验阶段。

  排队等候在港上市的诸多药企中,类似康希诺的亏损药企不在少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拟于港交所上市的诸多药企中,不少年亏损额仍达数亿元,且多数药企仍处于未有一款产品进入商业化阶段的研发情形。

  以上月初提交招股书的华领医药为例,作为一家被平安创新、斯道资本、药明康德等诸多资本抢食融资份额的糖尿病药企,由于其药物产品仍然处于临床开发阶段,其2017年的税前亏损额仍达2.8亿元,2018年第一季度,其税前亏损额则更是达到了3.22亿元。

  据其招股书披露的进度,旗下开发包括治疗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在内的7种药物中,仅有两款药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其完成三期临床最快也要在2019年下半年。

  无独有偶,628日提交上市申请的抗体药物研发企业信达医疗2017年的亏损额更是达7.16亿元,较2016年的5.44亿元的亏损额扩大了1.72亿元。

  和华领医药类似,信达医疗的14款新药产品中,8款肿瘤靶向药品仍处于临床前阶段,而仅有一款药物完成临床试验提交了新药申请。

  与之对应的是,该类药企的研发开支也在成本中占据较高比重,例如信达医疗2016年至2017年的研发总开支分别达3.84亿元和6.12亿元,而华领医药连续两年研发开支亦达0.75亿元、1.25亿元。

  “这些情况比较正常,研发和临床周期通常都比较长,如果一款药走到获批上市阶段,对于创新药企来说都是大事。”一家关注医药领域的PE机构投资经理表示。

  记者同时发现,部分药企的亏损和创投机构参与其可赎回优先股融资产生的“纸面负债”增加有关。例如截至20183月底,华领医疗按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亏损就从1.39亿元增长至2.48亿元。

  记者统计发现,除上述三家药企外,处在亏损状态的拟IPO药企还有盟科医药、AOBiomeStealth BioTherapeuticsAsdeits,且上述企业均处于临床阶段。

  不过,已有同类药企走向了上市窗口。日前首家赴港上市的未盈利药企歌礼生物已完成路演,其拟募资金额约为3.43亿元至4.57亿美元之间,招股价介于12-16/股。

  歌礼生物的上市与其较早的IPO申报有关。新规实施仅7天后的57日,歌礼生物就向港交所提请IPO。招股书显示,其2017年收入仅为899.1万元,但亏损却达1.3亿元,其中1.1亿元的高额研发成本系其亏损主要原因。

  虽然年亏损上亿,但歌礼生物在丙肝新药领域的潜力仍然被市场所看好。今年6月,其开发的首个抗丙肝1类创新药“戈诺卫”获得药监局批准,成为首个本土企业开发的直接抗病毒药物。

  此外,也有一些药企处于盈利状态,例如方达控股2015-2017年连续三年净利分别为453万美元、665万美元和1017万美元。

  风险点被关注

  在创投机构看来,药企在临床阶段的上市可能性正在对医药行业的投资模式带来影响。

  “过去可能要等药品商业化乃至盈利后方可上市退出。”前述PE投资经理表示,“对于PE机构来说,能够更早的获得上市变现,不过这可能也会让医药行业的早期投资更加激烈,而投资时点进一步前置。”

  不过由于上述药企大多尚未有产品实现商业化落地,因此其上市风险亦被业内所关注。

  “这类企业上市后,如果临床阶段出现研发风险或者最终未能获批上市,这种风险显然会向资本市场转移。”北京一家中字头券商港股分析师表示,“而且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可量化标准来对这些药企进行更加具有公允性的估值。”

  但李小加曾表示,生物科技公司具有此类特点,但其受到的严格监管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一般来说,无营业收入的公司都处于高风险的早期发展阶段,投资者很难判断公司发展前景。”523日,李小加表示,“而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的研发、制造和上市过程都受到国家医药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它们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有清晰明确的监管标准和尺度,这一特点使得生物科技公司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提供清晰具体的披露,供投资者来判断投资风险。”

  李小加亦指出,生物科技公司具有一定的投资门槛。

  “这样的投资机遇只属于拥有丰富投资经验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成熟投资者(主要为机构投资者)。”李小加表示,“生物科技公司本身存在产品研发周期漫长、新药获批生产前几乎不可能有收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研发失败概率高等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诸多未盈利药企争相赴港上市且目前已达9家,业内亦对新政后的蜂拥式上市现象有所警惕,亦有投行人士猜测港交所是否会对该现象进行“调节”。

  “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公司一拥而上、扎堆上市,但如果想让香港的生物科技板块成长为参天大树,就不能把它们放在呵护下的温室里。”李小加指出,“尽管‘流量管理’这个想法的出发点很好,但它不符合香港市场的基因和基本逻辑,我们也不会采用。”